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憶慈父慈母--实体花圈店

难忘手泽

2009年4月29日(农历三月初三日)是慈父李长壎百周年纪念日,金秋十月十四日是慈母秦孟瑶百年纪念日。今天想起父母双亲的一生,风雨历程,万分值得我们怀念。1934年7月27日(农历六月十六日)父母在桂林生我、养我、育我。孩儿时的事隐隐约约记得,不管是风雨加交,或是寒冬腊月的日子,我总是吸着妈妈乳汁,或是躺在爸爸温暖的怀抱里睡着……快乐童年伴我成长。

从小开始,爸妈对我们的教育非常严格,首先教育我们要做“好人”做“善人”做“有用的人”,要爱国、爱家、爱人民。要好好学习,追求进步。妈妈还经常讲岳飞“精忠报国,还我河山”的故事;激励男儿做好汉。妈妈还教我们,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,举些简单明了例子说:一双筷子很容易折断,十双筷子就不易拆断了。她还经常用手指教我算数,加、减、乘、除之类。使我算学基础特别好,在小学数学比赛得了第一名。以上这些最值得回味的事,已经牢牢铭刻在我幼小心中,直至现在。

爸爸的爱国主义,反封建思想,树民主新风追求革命,追求进步等等,早在他青少年时代开始已经萌芽。从小受到开明的爷爷啟蒙教育,读小学时得到王力悉心教导,中学时代是博白教育界创始名人陶伯明指引,高中时代得到老革命家共产党员朱锡帛的帮助,开始认识革命道理,追求进步。1927年考上广州大学农学院读了四年毕业。成为大车坪第一个大学生,无限光荣。在中山大学读书时,正值广州“2.7”起义革命运动,他也积极和同学及老乡又一起参加革命进步学生运动,可惜起义失败了,父亲提出快速离开广州,取道香港,幸得到博白龙潭姓张华侨支持买船票经赤堪(堪江)脱险回到博白。

父亲经过广州起义革命洗礼,对革命有了进一步的深刻认识。1931年8月父亲经过四年大学毕业后,他立志做一名教人、育人的老师,先后在柳州、桂林中学任生物、农业课程;此间父亲立业后和母亲组成一个幸福小家庭,1933年夏天大姐玲娜降生了。过了一年,1934年7月至1935年10月我和妹妹嫔娜相继来到人间,爸妈获如至宝,疼爱有加,精心培养,费尽心血。更有意义的是:爸爸给我们李家(包括二叔家)男孩子起名叫国权、家权、政权、治权、人权、民权、自权、主权;即是:国家政治,人民自主的一句民主口号,充分体出了父亲当时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崇拜,热忱和爱国、爱家的激情。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,父亲很快接受新鲜事物潮流,把女孩名字与外国人名相呼应,起名:玲娜、嫔娜、珍娜、丹娜和威娜。

       1935年至1937年期间,革命形势的日益增长,又爆发抗日战争,当时反日,反帝大起,共产党、新四军、学生军革命浪潮大大高涨。父亲以“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”为已任;经常与一批老乡和堂兄弟姐妹紧密联系,在桂中一起商谈国难大事,忧国忧民,反日抗日斗争,宣传革命思想,或在供应饮食午餐,或出钱,出物支持革命活动。那时来往最多的有:堂弟李隆(后来成为广西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长)有同学老乡:梁威林(后来成为广东省副省长)他俩是于1935年在桂林去日本留学后去延安的老革命。

解放后父亲和李隆、梁威林都互相关怀来往问安。有堂妹李毓娴,当时是学生军进步青年,经常宣传抗日及革命新思想并和爸爸在漓江合影留念(后成为革命老干部,离休现在南京),有堂弟李毓筹当时在桂林良丰读书,已经是地下共产党员(后来成为广西省审计厅厅长,革命老干部离休88岁住南宁),他被选送去延安抗大学习深造,但苦于一时无法筹集路费来找父亲商量,父母就当即给他了100元大洋做路费又给他一个轻便皮箱上路。留下了一个又大又笨得的铁箱在我们家作为留念了,至今毓筹叔经常还讲100元大洋,才有今天的故事。

来往更多更密的还有李毓箓(又叫李大庸)他当时是进步人士,因患严重脑膜炎,险些出大事,是爸爸妈妈及时救治,后又调养三个月左右脱离危险,可惜留下终身残疾耳聋病。(毓箓叔后成为广西省政协委员,文史研究员厅级离休干部,98高龄,现在南宁市滨江医院疗养),我们姐弟亦去看望他。毓录叔还回忆讲述父亲第三次救他一命的往事,1943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后假释出来,回到李屋祠堂软禁,爸十分心疼,千方百计同民众一起营救,除此又托人送书送报给予精神上莫大支持,又叫子女送米送红薯,送生活用品,维持最低生活水准。他感激地说:“长壎哥真好,又救了我一次命!”。抗日战争暴发在桂林中学附近,父母带我们姐妹等人钻山洞,走飞机以防日本飞机扫射轰炸,在我幼小心灵中早早烙上了抗日反帝主义的烙印,理解父母给我起名国权的意思。

1937年后为抗日,举家逃亡回到博白,妈妈在浪平中心小学教书,有些进步学生来宣传抗日,唱抗日歌曲,军民合作,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标语如“好铁要打钉,好男要当兵”、坚壁清野,扒公路、炸桥梁、挖战豪、抬伤员……等等。虽然那时我还没有读小学,但很多标语的字,我都认识了。爱国、爱家的情怀,永不忘记。

1949年11月博白解放了,1950年我已长大成为男儿汉16岁时,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,1952年入了团,1954年入党;在部队得到很好的学习和锻炼,提干为连长、指导员、副营级干部,授过军区级二级先进工作者称号,立过三等功。去过越南战场,参加援越抗美斗争,首创援越抗美先进连队,经历沙场生死博斗和严竣的锻炼。所有这些都是党和父母长期教育培养分不开,归功于他们。1931年8月,二十一岁的父亲大学毕业,至1984年初退休,共经历五十年漫长征程,他忠心耿耿,一心一意培养桃李,已遍满祖国大地;有些早已成材,成专家,做了国家栋梁,爸爸不愧是一位可歌可泣的好老师,一位优秀的人民教育工作者。

关于王力与祖父及父亲有着一段深刻难忘的情谊:王力是博白岐山坡人,是当今世界四大语言学家之一,国家之宝。早在王力青年时代(约十八、九岁)与爷爷李荫田(博白较早的知名人士)结缘,他们既是表亲,又是诗友。王力的吟诗作对,经常在博白文坛得奖,爷爷十分偿识他的才华和学问;为了便于交流,邀他到自己家乡大车坪小学教书两年,后又推荐他到大坪坡开国小学任教。在大车坪任教时,在一位学生家长李子初家中“松桂山房”发现了清朝贡士李月庄的十四箱书,他非常惊奇和大喜,接着提出要求借这些书回家浏览,他刻苦学习,爱书如命,自学成才,这就是王力生命中大转折的辉煌亮点。

由于爷爷的爱才、惜才,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。父亲在大坪坡开国小学读书时就得到王力悉心教导。特别勤奋好学,使他用比较短的时间完成初中、高中和大学课程,父亲1931年大学毕业走上教育岗位了,但一直还是思念他的恩师王力。知道老师读完清华大学后,1931年就到法国留学了,最后获得博士学位,震动博白全城。爸为他高兴。

王力从法国回来任教于清华大学。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到广州中山大学做教授。解放后在广州岑南大学工作,父亲仍然非常关心惦记大师的安康,1950年8月,正是姐姐玲娜初中毕业,父亲要求其出去工作,减轻家里经济负担,姐说不想工作,最好还是读公费学校吧!父亲趁村里堂弟毓群叔去广州之机托他把玲娜带去考公费学校。到广州举目无亲的姐姐,记得父亲交了一封信向王力表伯问好,并托他指点姐姐找学校或找工作之事。

王力接到父亲音信后,十分惊喜,他不断问家常,又讲述他同荫田爷爷各种趣事。最后王力表伯非常关心地把姐姐介绍到广州市市长朱光办的“广州市行政干部学校读书。”(朱光是父亲小学同班同学,王力学生),从此姐姐就走上一条光明的革命道路,做了市人民政府部门干部,以后又入党。1978年王力从北京回到博白中学讲学会亲,指定要见父亲,并要求父亲到主席台就坐,当时博白县委汪某不了解情况,又兼有偏见,非常惊讶:问王力怎么认识李长壎?而王力说:“李长壎是我的学生,是我的亲戚”,汪某无言对答,父亲如愿就坐,并与博中领导人、老同事一起和王力照相留念。

1983年春天左右,父亲有位在北京工作的高级工程师陈海光回到博白探望父亲,后父亲托陈带几斤家乡桂元肉及一封信去拜见王力表伯,然后王力亲手写给父亲一首诗:“星移斗转又新年,酒饮屠苏意盎然,漫道古稀加十岁,还将余勇写千篇,从知大难能添寿,,喜看中兴复尚贤,前路光明远景美,河山壮丽艳阳天”,带回博白给父亲作为终生共勉。                     

长子:国权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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